第二章：丝路奏响茶马曲

　　公元前141年，汉景帝刘启驾崩，太子刘彻继位，史称汉武帝。汉武帝一改汉初的战略防御政策，积极进取，征伐四方，力图实现“王者无外”的“大一统”的局面。刘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“灭胡”，即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他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命张骞出使西域，陆续设置酒泉、张掖、武威、敦煌四郡，联络了乌孙、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阗、扜弥等国，隔绝了羌人和匈奴的往来，使丝绸之路逐渐畅通。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，丝绸和瓷器作为主要商品，从古都长安沿丝绸之路进入西域、中亚直到欧洲地中海沿岸。

(汉武帝画像)

　　专家们认为，作为当时只有中国才能生产的茶叶，也一定会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上述地区，但苦于没有发现在唐朝以前进入西域地区的证据。而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出土的茶叶表明，至少在1800年前，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m寒冷的西藏阿里地区。这一发现和其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丝绸之路并不只有一条路，它是由许多网状的分支组成的。这些茶叶就是通过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到达西藏的阿里地区(专家认为最可能是西出敦煌，经吐鲁番、叶城，再南下到达阿里)。由此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即早在1800年前的汉代，茶叶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了遥远的西域、西藏乃至更远的中亚、欧洲，而敦煌就是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最早出口。

(古丝绸之路)

　　丝绸之路的开通，使甘肃的敦煌(沙洲)、甘州、凉州、兰州、秦州等城市成为衔接西域和都城长安的重要节点。一系列中国内地与西域乃至中亚、欧洲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在这些城市展开。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成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、凉州文化，玉石、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马匹等众多物品的交易催生了丝绸之路、唐蕃古道和北茶马古道(陕甘青新茶马古道)的形成和繁荣。

(神秘且历史文化深厚的敦煌地区)

　　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年间的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中载：“羽嗜茶著经三篇，言茶之源、之法、之具尤备，天下益知饮茶矣……其后尚茶成风，时回纥入朝，始驱马市茶”。唐代河西走廊及西域的回纥族(维吾尔族和肃南裕固族的祖先)入朝驱马市茶，茶马交易由此发端，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由此形成。

　　宋代，茶马交易已成定制。敦煌(沙州)、瓜州、甘州的回纥族、河西吐蕃及其他少数民族，向朝廷贡物，以马为大宗，换回茶叶、丝帛。官府更是在秦州(今天水)、兰州、熙州(今临洮)、岷州设立茶马司，专门管理茶马贸易。元代，甘州、肃州成为中西交通陆路茶叶转口市场。明代的统治者更是将黑茶作为以茶治边的工具，《甘肃通志》载，明代以“商茶低伪，悉征黑茶……官商对分，官茶易马，商茶给卖”，并在甘肃的秦州、岷州、洮州、河州、甘州设立茶马司，在嘉峪关西部、西南设立安定、阿端、曲先、罕东、赤斤、沙州(敦煌)诸卫施行马赋差发政策，实行更加严格的茶马交易官方控制。至明末清初，安化黑茶已成为茶马贸易中茶叶的主体。同时，茶马司所在地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，汉胡贸易的中心，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场所。由此产生并繁荣发展的北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体现出无可替代价值的最重要的茶马古道。

(兰州古城)

　　清代，随着国家边疆的稳定和战事的减少，对马匹的需求减少，政府消减茶马司，仅留甘州、庄浪(永登)、西宁三个茶马司，而兰州成为全国茶马互市的中心。

　　兰州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镇，是沟通中西贸易的西北大码头，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。清代，兰州的茶叶购销十分兴旺，形成以陕甘晋籍商人为主的东柜和甘肃回族商人为主的西柜。

(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的画像)

　　1867年至1881年，在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期间，实行茶税改革，他在扶持东西两柜继续发展的基础上，在兰州组建了以湖南茶商为核心的南柜，与湖南管理当局协商，对持有兰州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，只征收两成的税金，其余八成由陕甘督府补贴，这些措施极大的激发了茶商经营湖南黑茶的积极性。

敬请关注下期《第三章：飞天散播花雨来》

未完待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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